面积仅4.3公顷的大草场上虽然没有任何的实体建筑，但这个开放式的空间在新加坡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年轻的新加坡人或许只知道它是很多届国庆庆典举行的场所，然而它见证过英国殖民统治、日军占领，以及争取独立前后的大大小小事件。
政府大厦（City Hall）前的大草场（The Padang）在新加坡庆祝57岁生日前夕（8月8日）正式被列为我国第75个国家古迹。
面积仅4.3公顷的大草场上虽然没有任何的实体建筑，但这个开放式的空间在新加坡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年轻的新加坡人或许只知道它是很多届国庆庆典举行的场所，然而它见证过英国殖民统治、日军占领，以及争取独立前后的大大小小事件，包括发表自治和独立政治声明；举行群众大会、工潮、学潮；举行抗日英雄林谋盛和首任元首尤索夫的追思仪式和葬礼等等。
原始的大草场
大草场这一地区在最早的时候被称为平原（Plain）或莱佛士平原（Raffles Plain），随后在一段时间内被称为滨海大道（Esplanade），直到1907年才被称为大草场（The Padang）。
The Padang在马来语中是“田地”的意思，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17世纪的《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原名《诸王起源》《Sulalatus Salatin》，中文译名又作《马来由史话》）。据说在13世纪，一位来自印尼巨港（Palembang）的王子桑尼拉乌他玛（Sang Nila Utama）出海游玩，在“龙牙门”附近（今吉宝港口）突然遇到风暴，为减轻船的重量，逐渐船上的货物甚至是王子头上戴着的王冠抛入大海，在这以后海上突然风平浪静，并引领他到了一个风光明媚的岛屿，他在岛屿的平原登陆，并发现了传说中的Singa（狮子）。他感觉这是个详和的地方，决定在此（淡马锡岛）建立王国，并将它命名为Singapura（梵文为 “狮城”），当时在1299年左右。
而在500年后，1819年1月28日的下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史丹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和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在新加坡河口登陆，上岸后会见代表苏丹的的酋长天猛公阿都拉曼（Temenggong Abdul Rahman），天猛公允许法夸尔自由选择在平原搭帐篷，法夸尔清理了长满灌木的平原后，在那里扎营。第2天早上，他们竖起一根30英尺高的旗杆，悬挂起英国国旗。根据马来文学之父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对这个地方的描述，当时平原除了中间空地“有桃金娘（Myrtle）、杜鹃花（Rhododendron）和番樱桃属植物（Eugenia trees）”外，大部分地方都是茂密的丛林。
1819年2月6日，莱佛士与新上任的新加坡苏丹胡仙（Sultan Husain Mohamed Shah）签署了一项条约，苏丹允许英国人在岛上建立贸易站，当时，平原的东南边缘（后来被称为大草场）构成了新加坡原始海岸线的一部分。画家威廉·丹尼尔（William Daniell）在1830年的水印蚀刻画“从皇家山看新加坡城镇和海港”（View of Singapore Town and Harbour from Government Hill，旧称皇家山/王家山、升旗山或“禁山” Bukit Larangan，1861年福康宁山堡垒建成后，改称福康宁山 Fort Cannig Hill），让我们了解到港口和大草场当时的面貌。画作最右边可以看到总督府，在其左边是标志着邮船到来的旗杆。1889年，沿着这条海岸线从海上填土后，平原才有了现在的宽度。
在莱佛士到任后的前10年，平原只是一片毗邻海滩的绿地。公众会涌向平原进行休闲娱乐，包括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如赛马，还有乐队表演，晚上的时候，平原尤其热闹。
最早在这里举行的仪式之一是为纪念国王在1824年4月23日的生日，由炮兵发射礼炮，而最早的乐队表演记录是在1831年6月，马德拉斯土著步兵（Madras Native Infantry）乐队访问新加坡。当然在英殖民地的时候，很多届的国王生日也在这里举行。
从1841年1月起，滨海大道（Esplanade，当时的名字）成为元旦庆祝活动的固定场所。在海岸边，举行了一场场的帆船比赛，而在陆地上，则举行了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爬油杆比赛、骑马比赛、足球比赛和舞蹈表演。
殖民时代的第一位政府测量师约翰·特恩普尔·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1821–1884）留下几幅画作，国家博物馆藏有他著名的油画“从山丘看滨海大道”（The Esplanade from Scandal Point），这幅油画记录了1851年左右滨海大道的一个令人回味的场景。事实上，汤申在他较早的画作中也描绘了类似的场景，例如“1847年的滨海大道”（The Esplanade 1847）。
1841年至1853年，年仅20岁的约翰·特恩普尔·汤申受聘前来新加坡担任绘测师，他从事绘制地图、造路、基建等工作。此外，他当年也建马路从市区直达北部的海军基地。这条路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汤申路（Thomson Road），路上过去还有9条桥，宏茂桥的旧名“九条桥”就是由此而来。最叫人意外的是，他也在樟宜以东约46公里海域的白礁岛屿设计建造霍士堡灯塔（Horsburgh Lighthouse），这灯塔是纪念18世纪末19世纪初苏格兰水文学家（Hydrologists）詹姆斯·霍士堡（James Horsburgh，1762–1836）。
到19世纪40年代末，滨海大道是一个繁忙的地方。它变得如此拥挤，以至于在1845年，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mmission，前身为Municipal Committee）担心使用者的安全，特别是年幼的儿童，决定用柱子和铁链将其围起来，以保护“绿色的草地”免受“骑马的醉酒水手的侵扰”。
滨海大道开放的绿色空间自然适合举办板球比赛。1837年，有报告称一些欧洲人反对在周日在那里进行这项运动。1852年，举行了一次会议，成立了新加坡板球俱乐部（Singapore Cricket Club），并在滨海大道的西端建立了一个小亭子作为新俱乐部的会所。
1905年9月2日，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安德逊爵士（Sir John Anderson）和他的女儿宣布新加坡康乐俱乐部（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的新会所开放，该俱乐部的建筑尽管在几十年间经过多次翻新，但至今仍位于那里。
帝国权力中心的大草场
莱佛士曾指示将新加坡河的北岸保留为公民和公共用途，但他的计划失败，因为法夸尔（ Farquhar）允许欧洲人在大草场的边缘地带建造他们的私人住宅。其中一栋房子后来被改造成了伦敦酒店（London Hotel），随后改名为艾斯贝兰斯酒店（Hotel de l’Esperance），此后又被称为欧洲酒店（Hotel de l’Europe）。
将大草场转变为英国权力中心的第一个举措是殖民地政府市政委员会在1899年收购了靠近哥里门街（Coleman Street）路口的欧洲酒店（Hotel de l’Europe）的部分场地，用于建造新的市政大楼。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他方面的延误，新的市政大厦（Municipal Building）在1929年才完工，1959年新加坡自治，市政大厦改称政府大厦（City Hall）。
欧洲酒店（Hotel de l’Europe）于1900年被拆除，重建为欧洲大酒店（Grand Hotel de l’Europe），于1905年完工。1932年，这家曾经辉煌的酒店破产，两年后政府收购了该地建造了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以取代旧的国会大厦（Old Parliament House，今天的“艺术之家”（The Arts House），该大楼建于1827年，是苏格兰商人约翰·麦士威（John Argyle Maxwell）的私宅，后来作为新加坡的第一个法庭。1950年代，殖民地政府将它改为立法议会的议事场所。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将它改名为国会大厦。1999年，毗邻的新国会大厦启用，旧国会大厦经整修后，于2004年3月以新加坡艺术之家的新面貌开幕。
在1859年的扩建后，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大草场的外观才正式显现出来，它被康乐通道（Connaught Drive）和圣安德烈路（St Andrew’s Road）所包围，一端是新加坡板球俱乐部（Singapore Cricket Club）另一端是新加坡康乐俱乐部（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1929年市政大厦（Municipal Building）和1939年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的建成，大草场及其周边地区才成为英国殖民政权的象征。这一转变花了半个世纪。
在1939年之前的几年里，大草场见证过许多历史事件和新设施的建立，加强了它作为公民中心和殖民当局象征的重要性。最久远的可能是1887年6月27日和28日维多利亚女王统治金禧（Golden Jubilee of Queen Victoria’s reign）的庆祝活动，包括精心策划和精确执行的军事庆典，然后是体育活动、宗教仪式、游行，最后是6月28日在总督府（Government House，现在的总统府Istana）举行的盛大舞会。总统府建于1869年，起初作为英国统治者的总督府，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成为总统府。现在，总统府是总统的官邸。
1887年6月27日当天活动的高潮是由当时海峡殖民地总督威尔特（Sir Frederick Weld ）为莱佛士的雕像揭幕，作为“庆典的永久性纪念”。这座8英尺高（2.4米）的铜像位于滨海大道，由著名的英国雕塑师兼诗人伍尔纳（Thomas Woolner）铸造，1919年做为新加坡百年庆典的一部分，该雕像最终移至皇后坊的莱佛士登陆点（Raffles Landing Site）。
战乱时期的大草场
1942年2月15日，英国向日本投降后，大草场成为日本皇室力量的展示场所。在日本占领时期，市政厅（后称政府大厦）被日军当成办公的地方之一，另一是浮尔顿大厦（现为富丽敦酒店，The Fullerton Hotel）。大草场则继续作为阅兵和仪式场地。除了仪式性的活动，在1942年2月17日新加坡沦陷后不久，日本人把大草场作为一个集合地，关押和审讯欧洲人（平民和战俘），然后把他们赶到樟宜和加东的拘留营。1944年，为了取得更多食物，日本人把大草场改造成种植木薯的场地，但以失败告终。
1943年，新加坡当时成为海外印度人争取自由的政治与军事活动中心。印度独立运动斗士内达几（Netaji Subhas Chandra Bose）来到新加坡接掌印度国民军，使在新加坡的泛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达到了巅峰。内达几曾在市政厅前向印度群众喊出了著名的口号“向德里进发！”。
1945年9月12日，代表日本政府的南方军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上将（Seishiro Itagaki），在市政厅向联军东南亚区最高统帅蒙巴登勋爵（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投降，为日军对东南亚等地的占领画上句点。
1946年 1月13日，英军政府及“华侨社团”为抗日英雄林谋盛举行公祭仪式。灵车在市区巡回，灵座设在市政厅前，数千人在梯级前的草场齐聚哀悼。
鉴于大草场在英国殖民主义权力中心的作用，它也是对抗、集会、抗议和示威的场所，这并不奇怪。第一次对抗是无声的，但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1946年1月6日，由陈平领导的马来亚抵抗运动（Malayan Resistance Movement）16名游击队领导人组成的特遣队在大草场举行的授勋仪式上从东南亚司令部盟军最高统帅蒙巴登海军上将接过缅甸星勋章和1939/1945星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二战中的贡献。两年后，由陈平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从马来亚丛林中发起了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
大草场也是玛丽亚·赫托暴乱事件（Maria Hertogh Riots）首次爆发的地方。1950年12月11日下午1点左右，“暴民暴力……在最高法院前爆发”，原因是“玛丽亚事件”中的女主角玛丽亚的抚养权归亲生父母。当玛丽亚的养母阿米娜的上诉，被高庭驳回时，许多马来人及印度回教徒便聚集在法庭外闹事，引发种族暴动。这个事件，有“两名马来人被枪杀，其他几名马来人和回教徒受伤。”整个城市也随即爆发暴乱，当秩序在12月13日恢复时，有18人死亡，173人受伤。
1954年 7月19日，新加坡市政府11个部门1万多名工人，因为对新薪金制不满进行劳资谈判陷入僵局，而在市政厅驻守罢工，这是光复后的第3次罢工。
由于在大草场举行大型集会和聚会非常容易，利用这些庞大的人群来煽动麻烦也同样容易。从1962年1月开始，全岛各地相继发现日据时期被害人民的遗骸，中华总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负起挖掘遗骸的工作，并领导各社团成立追讨血债委员会。1963年，由中华总商会对有关事件倡导抗议集会。该集会于8月25日举行，旨在要求日本对其战时暴行进行赔偿。在这次集会的筹备过程中，特别部门和刑事调查部门发现，亲共分子计划利用这次集会开展反马来西亚的活动，人数约为12万，据说是新加坡历史上最多的一次。整个警察部队（有5000名官兵），都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
除此在1963年4月22日，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成员到政府大厦抗议政府在2月大量逮捕激进的左派分子。
1963年10月7日，500名南洋大学的学生坐在草场前抗议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公民权被攫夺、等候在政府大厦内办公的副总理杜进才，向他和平请愿。
独立后的大草场
1959年5月30日，新加坡举行立法会议选举，人民行动党以巨大优势获胜，新加坡成为一个自治国家。6月3日，李光耀总理在市政厅台阶上的胜利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告诉大家，他的党曾计划晚上在大草场举行选举集会，但不能举行，因为“前殖民地政府给予这块场地的一小群欧洲人拒绝了，尽管他们只在白天为几个人玩游戏而使用它”。“好吧，”他指出，“时代已经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时间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我们至现在仍记得他对着镜头高喊“Merdeka”的历史镜头。
从1959年12月3日至10日，这股潮流被转化为国家忠诚周（National Loyalty Week），这是一场唤起新自治州公民忠诚和爱国主义意识的运动。到12月3日上午8点，1万名群众聚集在大草场。在市政厅内，尤索夫依萨（Yusof Ishak）在9分钟的历史性仪式中宣誓就职，成为新加坡第一位马来亚出生的国家元首。在17响礼炮之后，国旗首次被展开，“巨大的人群挤满了大草场和它的通道……沿着尼诰大道（Nicoll Highway），站着并加入到新国歌的演唱中”，由朱比赛（Zubir Said）作曲的Majulah Singapura。随后进行了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大游行。而在1970年 11月23日，总统尤索夫病逝，隔日公众到政府大厦瞻仰他的遗容。
在12月10日国家忠诚周结束时，在市政厅的台阶上举行了一场明星云集的Aneka Ragam Ra’ayat（人民文化音乐会）。这些演出以多种族和多文化的节目为特色，希望通过“我们丰富多样的文化的互动”，产生新的马来亚文化。
大草场也见证了新加坡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在1963年与马来亚、砂拉越和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合邦。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李光耀在这里向全国人民宣布独立，并把这一天定为国庆日。
1966年8月9日，新加坡以阅兵的方式庆祝独立一周年，阅兵仪式在大草场举行。超过2万3000名新加坡人参加了上午9点开始的阅兵式（从1973年开始，阅兵式在晚上举行）。人民国防军（People’s Defence Force）的6个分队参加了阅兵，4位政府部长作为军官学员参加了该分队的游行。2年后，即1968年，它成为“崎岖社会的巨大展示”，一个小时的倾盆大雨无情地浇灌着阅兵队伍和观众。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新加坡继续将大草场作为一个主要的阅兵场和集会场所，以激发人民的热情，灌输他们的自豪感，并将他们召集到一个事业中。在接下来的10年里，大草场成为每年国庆节游行的唯一地点，这并不奇怪。直到1975年，才开始举行分散的游行，但主要的游行每隔几年就会回到大草场。
除国庆庆典（NDP，National Day Parade）外，大草场仍是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体育赛事的举办地。多年来，校际橄榄球比赛的决赛都在大草场举行，这里也是新加坡板球俱乐部国际7人橄榄球赛（Singapore Cricket Club International Rugby）的举办地。除国庆庆典（NDP）外，大草场仍是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体育赛事的举办地。多年来，校际橄榄球比赛的决赛都在大草场举行，这里也是新加坡板球俱乐部国际7人橄榄球赛（Singapore Cricket Club International Rugby）的举办地。大草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夜间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的背景。在2008年9月14日的首场比赛中，当费尔南多-阿隆索（Fernando Alonso）在5.06公里长的滨海湾赛道上飞驰，获得第一名时，大草场的图像被直播到世界各地的客厅里。
2003年，新加坡历史博物馆考古研究人员在政府大厦前草场挖出600 年前的历史文物，找到1000多件文物和碎片，证明了新加坡14 世纪时的古城范围，至少从新加坡河延至政府大厦一带。
2015年3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去世，在3天内超过10万名公众在大草场忍受日晒和长时间的等候，排队进入国会大厦，以各种方式向建国总理李光耀致以最后的敬意。400名阿兵哥也在凌晨出动，在6小时内搭建100个帐篷，为排队致哀的公众遮风挡雨。
大草场走过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时间继续前进，有关更多更新的大草场的故事将继续发生，它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原文刊登在第873期《优1周》（2022年8月26日出版）。
资料参考：
1)《A History of The Padang》，Dr Kevin Y.L. Tan， NLB BiblioAsia
2）《政府大厦曾经风起云涌》，卢丽珊，《联合早报》，2007年3月11日